北京时间4月21日,中国足协再度召开新闻通气会。足协对之前被炒的沸沸扬扬的国足主帅人选已经确定的传闻做出回应:目前,各级国家队主教练一职尚未确定,选帅工作仍在稳妥进行中。
1991年初中国足协国足主教练竞选,主要候选人有戚务生、徐根宝、李应发、王后军、刘国江。徐根宝、王后军来自上海,都是国家体委训练局编制下的教练,是“中央军”;李应发与戚务生来自大连,二人都隶属省市足协,是地方部队。竞选结果不言而喻,李应发、戚务生都表示无意竞争;刘国江的发言是一次技术报告,只有王后军准备得相对充分。但最后顺利胜出的仍是最充分的“热门”徐根宝。
1984年,施拉普纳带领曼海姆队与中国国家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85年施拉普纳邀请李应发和金志扬两位教练到德国曼海姆俱乐部培训三个月,由此正式开始“介入”中国足球。87年施拉普纳将古广明带到了德国,使古广明成为走出国门的第一人。89年狮城六强赛的失利让中国足协不得不开始将选帅目光投向国外,古广明向足协领导坚决推荐恩师施拉普纳,同时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又鼎力相助,施拉普纳成为了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
在亚洲区世预赛上的失败使施拉普纳的任命基本结束,他开始出任中国足协技术顾问。戚务生正式出任新一届国家队“执行主教练”,这一任命意味着施拉普纳在国家队中被正式架空,而后老纳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淡出历史舞台。“施大爷”在中国的失败,使得中国足协意识到,中国足球还应该由熟悉“国情”的本土教练来领导。在此种背景下,戚务生在1995年匆匆上任,并身兼国奥、国家队主教练两职。
1997年十强赛的失利,导致戚务生下课。其后,让外籍教练上台的口号又热启动了。中国足协吸取上一回让大众买单聘施拉普那的经验,再次免费引进欧洲人一名。霍顿是由当时运作中国联赛的国际管理集团(IMG)联系、牵线,并且由IMG方面“买单”。雇主国际管理集团(IMG),每个赛季提供给中国足协的约一亿元人民币的联赛赞助资金。
霍顿下课后,本来中国足协已经和时任山东鲁能主教练桑特拉奇达成口头协议,但是桑尼的临时变卦使得足协把视线投到了米卢的身上。米卢近乎神奇的经历深深地吸引着中国足协主席王俊生和马克坚。早在聘请霍顿担任中国队主教练时,米卢就曾进入了选择范围,不巧的是,那时他已经与尼日利亚足协签约了。这次,足协决心不放过聘用他的机会。
由于“物美”与“价廉”之间的选择,荷兰国家队助教范哈内亨和一年后的荷甲最佳教头阿德里安塞纷纷与中国队擦肩而过,而屈身于地区俱乐部的阿里汉成为中国足协的选择。就某些方面而言,阿里汉的确是中国足协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所完成的最佳选择,他在球员时代声名显赫、性情内敛易于领导、再加上一份条件相对苛刻的低价工作合同,这几乎符合了一切理想的条件。
2004年中国队在世预赛被淘汰后,原主教练按照合同自动下课,中国足协开始了新一轮选帅。联赛结束之后,由朱广沪挂帅的深圳队取得中超联赛冠军,引起了足协的注意。此外朱广沪在足协的口碑是相当好的,此人懂外语,有留学经验,又能搞些新东西。他也是当初去巴西留学的健力宝足球队的教练,对这拨球员颇为熟悉。经过对对方考察和征求意见,足协最终将主教练帅印交给了他。
在中国足协召开的教练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正式确定“两队一总”方针,即一名总教练(杜伊),统领两支球队(国足和国奥),为国字号球队征战世界杯预选赛和北京奥运会的原则。在杜伊这位总教练的协调之下,国足和国奥两支球队协同配合,既要在北京奥运会上争取好成绩,更要力争在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中取得好成绩。
足协决定:未来国家队问题,最终决定是两队并行,国家队和08国奥队由总教练杜伊统一负责,两队各行其道,没有直接关系。杜伊主要负责备战奥运会工作,任命一名国家队执行教练,与杜伊进行协调沟通,确保奥运会和世界杯的任务都不耽误。杜伊已经确认了三个人选,福拉多、可可托维奇、米兰诺维奇。福拉多20万美元左右的年薪符合“新帅年薪低于杜伊”的标准,也符合足协的大体要求。
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20多天,杜伊由于训练方法和与球员发生矛盾等问题,被中国足协剥夺了训练和比赛的指挥权,中方教练殷铁生担任执行教练,全面接手球队的训练和比赛工作。殷铁生的执行教练和福拉多的执行主教练,都意味着他们之上,还有一位主教练和总教练杜伊。但福拉多是彻底的助理教练,基本上听从当时的总教练杜伊指挥。殷铁生的执行教练却有主教练的实际权力,主持训练和指挥比赛,杜伊已经是有名无实的摆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