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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彻寰球的永恒旋律--《国际歌》及其中文译者 |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30年前,诗人欧仁·鲍狄埃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巴黎郊外,奋笔写下不朽的无产阶级的光辉诗篇——《国际歌》。这首歌穿越辽远的时空,直至今日仍回响在中国的大地。
这首歌,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多少人在铿锵激昂的《国际歌》声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少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屠刀,唱着这首无产阶级的正气歌,慷慨就义。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这首歌一次次响彻在共和国的上空,成为连接千万共产主义战士的心声。
1871年,鲍狄埃笔下诞生的《国际歌》,原名为《国际工人联盟》,1887年正式刊载在他的诗集《革命歌集》中。第二年,工人业余音乐家狄盖特用了3天时间为它谱曲。《国际歌》全曲只有一段贯穿首尾的旋律,以及通用的三段歌词。悲壮的前奏过后,深沉的第一主题昂首进入,表现出革命志士们不屈的气节;中段旋律始终庄严、雄浑,曲调中愈发透出光明与希望;最后,乐曲的前奏经过自然再现,在雄壮而嘹亮的气氛中结束。
130年来,《国际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歌,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传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响彻寰宇。在俄国冬宫,在西班牙前线,在中国的渣滓洞集中营,在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战场上……一切曾有被压迫者反抗的地方,都能听到《国际歌》的激昂声音。鲍狄埃也因此被
称为“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
在我国,早在20世纪之初,就有了《国际歌》的中文译本。据专家考证,1920年10月广东省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劳动者》周刊,11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主办的《华工旬刊》,1923年《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上都曾出现过未曾署名的中文翻译。
首先有署名的中文版本应该是郑振铎留下来的。
1920年七八月间的一天,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的郑振铎,和好友耿济之偶然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题名《赤色的诗歌》的诗集。一首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弦。于是,他俩采取了分工合作的办法:由耿济之先把诗歌的大意口译出来,再由郑振铎用中文来“笔述”。第一天,他们一直干到深夜,译出了第一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这两段诗和今天流行的《国际歌》中文歌词极相似,但译文直到10个月以后才发表,而且是诗的形式,没有附曲,不适合唱颂。
1923年6月,《新青年》第1期上发表了瞿秋白译自法文的词和简谱《国际歌》,这便是我国最早能唱的《国际歌》。1920年,当他旅俄途经哈尔滨时,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首次听到此歌。
1923年春夏之交,他将这首歌译成汉语。
当时,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不断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经过再三琢磨,他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
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等突围时被俘。蒋介石见劝降不成,下令处决。临刑前,瞿秋白神色自若,走到一处草坪上坐下,说了一句“此地就很好”,同时还唱起了这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坦荡面对死神。
而我们今天在各种集会上所传唱的,其实是1923年诗人萧三在莫斯科译配了《国际歌》的词曲,副歌译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920年5月,萧三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当他和他的战友们第一次听到法语《国际歌》的时候,热血沸腾,产生了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心愿。
1922年冬,萧三从巴黎来到莫斯科。第二年,他与陈乔年一起,把《国际歌》的歌词初步翻译成中文。后来,他们先后回国,使《国际歌》的旋律传遍祖国各地。当萧三回到延安后,在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又完成了全部歌词的修改、重译。“延安版”的《国际歌》一直唱到60年代初。
1962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歌词加以更加仔细的推敲,产生了《国际歌》新的中译本,一直唱到今天。但其中“
International”一词,萧三曾拟略加修改,把副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改为“共产主义世界”,即由音译改为意译。但此后各种出版物仍照原样排印,保持首创于瞿秋白的音译不变。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译文都完全按照音译的一句。
《国际歌》是革命的宣言,是战斗的号角,激励我们前行,催促我们奋进,鼓舞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新华网 秦杰 沈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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