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1965年成立自治区至今，西藏发生了沧桑巨变。而最根本、最深刻的变化是广大的藏族人民由奴隶成为国家的主人.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三大领主（旧地方政府、贵族、寺院），几乎霸占着西藏的全部生产资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奴和奴隶，世世代代为领主当牛做马，生活极端贫困；领主把农奴视为私有财产，任意出卖、交换、抵押和严刑毒打，三大领主完全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1959年西藏的民主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的农奴制度。现在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享有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他们享有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及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种种特殊的权利和自由……。
现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热地便是由农奴成长为领导干部的。他回忆自己昔日的经历说，是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我才从一个贫苦牧民的孩子成长为自治区的高级干部。
热地1938年出生在藏北一个贫苦的牧民家庭，在旧西藏，饱尝了艰辛。小崐时候，因为贫困，他到处流浪、讨饭、当佣人，倍受歧视，被人称为“波哲热地”（男鬼热地），至今他身上还留着旧社会落下的块块伤疤，而他的一个弟弟也是在旧西藏饿死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给予了他新的生机，摆脱了苦难成为生活的主人。1959年，热地被保送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习。3年后，他学成回到西藏，投身于西藏的建设事业中。他历任中共那曲地委书记、西藏自治区纪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自治区政协主席、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自治区第一副书记等职，西藏的许多建设成就和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浸透了他的心血。
象热地这样在新旧社会有着不同经历的人，在西藏多得不可胜数。到1994年，西藏共有4万多藏族干部，这些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旧社会的农奴或奴隶及其后代。而在旧西藏他们是不可能担任任何领导工作的，因为在旧西藏通行了数
百年的法典赫然规定了“奴隶与妇女不许参与军政事宜”。
热地说，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参政议政已是西藏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重要手段。随着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宣告成立、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西藏正式建立起来，这标志着藏族和西藏各族人民真正当
家作主时代的开始，西藏的历史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西藏自治区享有十分广泛的自治权，主要包括：有根据西藏地方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权利；有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利。这些条例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即可施行；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和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的权利；有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保护、整理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繁荣本民族文化的权利；经国务院批准，有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的权利；自治区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有决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3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成为西藏的基本制度和政策。代表广大西藏人民的各级人大代表，充分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为西藏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仅1980年至1994年的十几年时间，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共制定各种地方法规50多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民族、宗教等领域。这些地方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充分体现了西藏民族地区的特点，为西藏人民各项民族权利的实现、地方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及西藏民族地区产生的一些特殊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权。
西藏各级人大代表的意见和提案也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1993年举行的西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共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224件。到1994年上半年，已办结219件，办结率达97.8％。
自治区成立以来，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参与社会管理。昔日，西藏没有工人阶层，只有少数工匠、屠夫等手工业者，他们被视为“下等下级人”“其命值为草绳一根”。如今，20多万富有活力的西藏工人阶级踊跃参政议政。1992年以来，西藏各企业共召开各级职代会2000多次，经审议同意企业职工的提案达1500多件，发挥了企业职工的主人翁作用。截至目前，西藏共建立各级工会组织1489个，会员10.71万人。
在农村，西藏村民自治示范活动正向纵深发展。从1992年开始，先后在38? 个乡镇、250个村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目前已基本形成自治区有示范县，地市有示范乡，县有示范村的村民自治示范网络，促进了农牧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扎囊
和乃东两县通过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115个村村村建立了村委会办公室，而且建立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使村委会建设逐步规范化、法制化，农牧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夙愿。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处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大部分土地和生产资料都被“三大领主”占有，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痛苦之中。农奴全年辛苦劳动收获的50％以上被占人口不到5％的三大领主所剥夺。
所有农奴还要担负三大领主的各种沉重的“乌拉”（差役）。农奴为了生存，常常靠借债生活，许多人所负债务祖祖辈辈也还不清。仅就西藏首府拉萨来说，在民主改革前，城区只有两万人，但在城周围用破麻袋搭起帐篷居住的贫民和乞丐
就有近千户。戴着手铐、脚镣、木枷的“囚犯”沿街乞讨的凄惨情景处处可见。
经过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3年，全区人均国民收入1660元，农村人均515元，人均产粮280公斤。林芝地区人均收入达1028元，占有粮食585公斤，其中林芝县1989年收入只有850元，1993年达1250多元。藏北纯牧业大县安多县牧民纯收入也达到1338元。大大超过全国农村人均收入。
按照西藏自治区的发展规划，到本世纪末，西藏粮油产量将分别达到10亿公斤左右和5000万公斤，肉、奶达到1.4亿公斤和2.5亿公斤，农牧业产值31.1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
到1994年8月中旬，西藏自治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0亿元大关，达到10.55亿元，是1952年的4400倍。
富裕幸福的生活，使西藏人民从衣食住行到精神风貌都展露出崭新的风姿。今天，西藏城市、乡村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在拉萨各农贸市场摊位毗连、鱼、泥鳅、甲鱼、活鸡及各种蔬菜应有尽有，这些食品有的产自本地，有的来自邻省四川
和沿海地区，甚至国外，西藏人的餐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电话等现代家用电器也纷纷走进普通藏民百姓家。
如今，藏族人民的服饰也发生了变化。羊羔皮、水獭皮做成的藏袍，玛瑙石玉制成的首饰，用金丝缎和银丝带装饰的民族帽已成为藏族人民的日常服饰。据西藏时装界的设计师介绍的创造，或保留传统样式改用现代轻、柔、薄的丝缎面料，或用传统面料配以现代短、紧透的式样，或中西结合、藏汉融合创造出新的款式。现代时装化了的藏族已逐渐成为藏族人民，尤其是藏族青年喜爱的服装。同时，西服、牛仔装也受到藏民的青睐。
近几年来，藏族姑娘的发式也越来越多姿多彩。在拉萨上百家美发店里，顾客多是藏族人。一位四川籍的美发廊店主说，她几乎每天要为几十名藏族顾客做十几种发式。印度眉笔、巴黎香水、美国香皂等国内外生产的化妆品在拉萨市场上随
处可见。
每年五月初夏是藏族人民外出旅游的好时光，全家老幼携带着食品、帐篷步行或乘车到郊外的草地、森林旅游，娱乐，度假，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和生活的甜蜜。随着藏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追求也不断迈向新的层次。国家和自治区十分重视西藏文化建设，并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目前，全区已拥有现代化的多功能群众艺术馆、县文化馆、县图书馆、乡文化站数十座，业务文艺演出队160多个。
据介绍，自治区的群艺馆、图书馆、文化站、电影放映队、业余文艺演出队和少儿文艺演出队配套发展，相互促进，国家在农牧区全部实行免费放电影，自治区电影放映公司设置了有现代化装备的藏语译制科，现在年译制25个节目，500多个拷贝，可供放映藏语影片10多万场，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西藏新闻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个多层次的出版、印刷、发行网络已经初步形成。“解放前西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长洛桑平措说。
现在西藏报纸已增加到了15种，刊物达37种，还有各种专业刊物73种，音像出版单位两个。全国现有8家藏文出版社，其中两家在西藏。据不完全统计，70年代以来，西藏共出版图书近2万种，总发行量达6000多万册，藏文读物占85％左右。
中国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由该自治区的主体民族的公民担任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从1965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以来，先后有5人担任过自治区政府主席。他们是：阿沛·阿旺晋美、天宝、多杰才旦、多吉才让和现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崐席江村罗布。先后担任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有：阿沛·阿旺晋美、杨东生和热地三人。他们都是藏族人。
西藏自治区下辖75个县和相当于县的办事处，有拉萨、日喀则两个市。这些县、市的县长、市长也都是由藏族干部担任。1994年，西藏有各级干部6万多人，其中藏族干部占70％以上。
西藏各级自治机关也以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为主。在自治区三至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80％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都由藏族公民担任。在1993年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全区120多万选民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出县人民代表6411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占92.62％；选出乡镇人民代表31650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9.92％。大批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被选为人大代表，参与国家大事，决定重大问题，直接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
现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卓嘎是西藏成立自治区以来被任命的第一位女副主席。民主改革前，由于家庭困窘，母亲早逝，次仁卓嘎不到7岁就被迫在镇上的一户人家当了5年的小保姆，每天背水、做饭、洗东西、抱孩子。1955年解放军在泽当建立了一支医疗队，13岁的次仁卓嘎成为西藏第一代白衣战士，1957年初夏，她被选送到内地深造。1963年8月，她从西北民族学院医务系毕业，分配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卫生处工作。在出任自治区副主席之前，次仁卓嘎一直担任西藏卫生部门的领导工作，1971年初，年仅27岁的次仁卓嘎被任命为西藏卫生厅副厅长，1980年升任厅长。 对藏族干部的培养，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方的大力支持。1980年，中央党校专门开办了西藏民族干部班，为西藏培养了一大批领导人才。从1993年开始，西藏每年都派出几十名少数民族干部到内地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通过坚持不懈的教育培养，西藏民族干部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近10年来，全区累计参加自学考试的干部达2.5万多人次，获得单科合格证书的有4800多人次，获中专单科合格证书的有2760多人，有325人获得高、中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还有一部分干部获得各类函授大学学历证书。全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所占比例已从1981年的57.3％下降到41.7％，中专（含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所占比例则从1986年的54％上升到60％。10年里，全区共培训藏族和区内其他少数民族干部3万余人。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对西藏也不例外。现在，西藏人民
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信教者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在
西藏处处可以看到善男信女悬挂的经幡，堆积的嘛尼堆。在大昭寺等一些著名的 寺院内外，挤满了磕长头、转经、朝佛的信教群众。西藏是中国著名的佛教流传地区，在发展中形成的藏传佛教——喇嘛教有着不同的流派。西藏自治区主席江村罗布说，在西藏，人们有信教的自由和信仰各个不同教派的自由，同时，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但宗教不能干涉教育、司法、行政、婚姻。
江村罗布说，西藏现有的寺庙、佛堂和宗教活动点，基本上能满足信教群众的需要。到1994年，西藏全区有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1425个，僧尼3万4千余人。在西藏，各种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各教派的重大宗教节日都可以正常进行，宗教界人士受到尊重。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仅为维修寺庙投入的经费就达2亿元人民币。
这笔专款已用于维修建于公元7世纪的大昭寺，公元8世纪吐蕃王兴建的桑耶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名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扎什伦布寺。为了维修崐布达拉宫，国家一次就拨款4000多万元。1984年，中央资助专款670万元，黄金111公斤，白银2000多公斤及大量珠宝，在十世班禅大师主持下，修复了五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
同时，政府尊重和保护各教派的传统宗教活动和习俗。根据藏传佛教的仪规和历史惯例，活佛去世后按传统的办法转世传承，1992年6月25日，中央政府批准了第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转世灵童。1994年十七世噶玛巴小活佛到北京参观，受到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对一年一度的拉萨传召大法会，传统的马年转大雪山、羊年转纳木神湖和热振寺坝子等活动，政府有关部门都前往斋僧布施。群众婚丧嫁娶仪式中与宗教有关的习俗都受到完全尊重。在西藏，许多宗教界人士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佛协理事以及在政府中任职，这些宗教人士共有600多，他们参政、议政，同其他公民一样共同致力于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
近年来，西藏各宗教团体还自主地组织各种宗教活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自治区分会于1983年创办了西藏佛学院，并在各教派的一些寺庙中开办了学经班，现有学僧近3000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和一些寺庙，组织了宗教人士出国进行友好访问、参观、考察和学术交流；热情地接待了几十个国家前来西藏朝佛、参观、考察的团体和个人，共计1万多人次。
他们使美国人着了迷
去年金秋时节，西藏少儿艺术团对美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进行了25天的访问，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关注。他们的这次访问，开创了好几个第一：是第一个走出国门访问美国的藏族少儿艺术团；第一个代表中国参加了在美国佛吉尼亚州举办的国际儿童艺术节；第一个在美国迪斯尼进行表演的中国少儿艺术团。
西藏少儿艺术团共有小演员17人，全部都是藏族，平均年龄12岁，他们分别来自拉萨、林芝和日喀则。艺术团的小演员表演的节目充满了浓郁的藏民族特点，迷倒了许多美国人，被美国人称为“来自雪域高原的小天使”。
在“芝麻街”上演出
这里是美丽的佛吉尼亚州，第27届国际儿童艺术节在当地著名的费尔法克斯郡沃尔夫·特拉普农庄公园举行。特拉普农庄公园在美国以举办各类艺术节而享有盛名，是一座唯一用于表演艺术的国家公园。国际儿童艺术节从1971年举办以来，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到这里领略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风采。儿童节的目的，是为了使孩子们从中学到各国的传统习俗、艺术及各民族服饰。美国总统第一夫人南希·里根、芭巴拉·布什、希拉里·克林顿等都曾担任过这里艺术节的荣誉主席。
西藏少儿艺术团受到艺术节的邀请，他们要在这里代表中国少年儿童进行演出。9月15日，首场演出开始了。小演员们表演的《牦牛舞》、《彩云飞》歌舞，把观众们带到了美丽的雪域高原，使他们感受到西藏地道的民族文化，感受到藏族歌舞的优美。小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和富有民族特色的服装获得了满堂彩，场内3000多名观众的掌声一阵又一阵，经久不息。艺术节总监拉夫先生高兴地说：“太好了，节目太精彩了，我们艺术节就需要这样的好节目。”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鲍勃·麦格拉斯被小演员们迷住了，他专门邀请西藏的小演员到他主持的一档黄金节目“芝麻街”上去演出。“芝麻街”在美国家喻户晓，有很高的收视率。西藏小演员和美国小朋友同台演出，他们尽管语言不通，但配合默契，演出受到了极大欢迎。鲍勃先生说：“我参加了12届国际儿童节，这次艺术节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有来自遥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的孩子参加。这些孩子聪明可爱，能和这些孩子同台演出，我感到特别高兴。我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孩子，也很难见到如此优秀的艺术。”鲍勃先生还说：“我没有想到，这些来自西藏的孩子能在他们休息的时间里，去学习墨西哥和阿根廷的舞蹈和音乐，这是一种文化的互相穿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使我非常感动。如果政治家都像这些孩子们一样，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鲍勃表示，他明年要争取到西藏去为这些孩子做一档节目，从现在开始，他要努力学习中文。
对于相当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对西藏的了解只是局限于本国媒体的负面宣传，西藏对于他们的认识，只是一个受专制压迫、文化灭绝、被异国侵占的遥远国度。可是在这次艺术节上，他们不仅看到了活泼可爱的藏族儿童，而且领略了真正的西藏文化和艺术，美前驻阿根廷使馆官员邦尼女士看了孩子们的演出后说：“我太喜欢这些孩子们了，他们是那么的无拘无束和天真活泼，从他们充满幸福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们来自自由和幸福的地方。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孩子的。”一位美国女教师说：“我在此地住了27年，每年都要带孩子来看世界各地的艺术表演，但从未看到这么好看这么优美的舞蹈。跳《彩云飞》的小演员像仙女一样，真是太美了。”在艺术节组委会举行的大型晚宴上，400多名来宾都是美国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有美参议员、众议员及华府要人。其规格之高、场面之豪华，为历年少见。西藏少儿艺术团为晚会表演的《热巴舞》，在场上引起了轰动，掌声达数分钟之久。尤其是西藏小演员到观众席向来宾献上了洁白的哈达，把晚会气氛推向了高潮。艺术节组委会主席和晚宴女主持人一直戴着哈达，久久不肯摘下。晚宴结束后，许多来宾主动与小演员们一起照相，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请艺术团带回给家乡的问候
西藏少儿艺术团到美国访问演出，引起了海外藏胞的广泛关注。不管艺术团到哪里演出，都会有一些藏胞主动到驻地来探望。他们非常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向指导老师和孩子们了解西藏的现状和他们亲友的情况。艺术团刚到华盛顿的时候，一位藏胞拿着摄相机来到演出地的化妆间，用藏语对小演员德央和桑姆说：“你们俩长得不像藏族，肯定是从四川、青海或内地来的。”德央用纯正的拉萨话说：“我们都是拉萨人，我妈妈和爸爸是拉萨二中的老师。桑姆的爸爸在旅游局工作，妈妈在群众艺术馆工作。你说我们不像藏族，我们看你也不像藏族，你家在拉萨什么地方？”听到他们熟悉的拉萨话，他站住了脚步，和孩子们聊起天来，聊着聊着，他们对这些孩子开始熟悉了，对孩子们的身份也由衷地信服了。
当时，国外有一些搞分裂的人扬言，要在艺术团演出时捣乱，但立刻遭到一些藏胞们的反对，他们说，这次来演出的都是孩子，不要把孩子和政治拉到一起。在艺术团演出过程中，大多数藏胞还是很友好的，他们看到孩子们吃西餐不习惯，就主动送来藏餐，买来巧克力，还买了书包等学习用品送给孩子们。他们有的还邀请指导老师和小演员到他们家里去作客，说：“我们看到了这些孩子，就像看到了家乡的亲人，我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在一次演出中，有人打出了一面“雪山狮子旗”，但马上遭到了现场观众的反对和保安人员的干涉，那面旗亮了没一分钟就灰溜溜的收了起来。为这件事，许多藏胞多次向艺术团表示歉意，他们对团里的老师说，目前在美国的藏胞有几千人，但真正持西藏独立观点的只是少数人，在国外的藏胞大多数还是爱国的，他们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关注祖国的发展、变化。实际上，在美国的藏胞中有很多人生活过得很艰难，但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暂时还不能回去。有些藏胞确实参加了一些藏独活动，但为生活所迫，是不得已的，他们希望能得到谅解，并请艺术团带回他们对祖国和家乡的问候。
在洛杉矶，西藏少儿艺术团作专场演出时，很多藏胞都赶来观看，其中一位藏胞专门来对团长德吉说，我们也有一个少儿艺术团，我们来看你们的演出，看看到底谁的最正宗。演出结束后，藏胞们激动得一个个热泪盈眶，他们跑到台上，给小演员献上哈达，并和他们拥抱、合影。刚才的那位藏胞找到德吉团长说：“你们的演出太好了，我们的少儿团跟你们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德吉团长说：“西藏的民族文化只有置身于祖国这块土壤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生长和发展。你们艺术团的孩子都在国外长大的，许多人从来都没有回过西藏，他们怎么能代表西藏的民族文化呢？”
传播和平和友谊的小使者
西藏少儿艺术团的孩子们在美国，走到哪里就把和平和友谊的种子播撒到哪里。美国迪斯尼乐园，是全世界小朋友向往的地方，西藏少儿艺术团在迪斯尼小小乐园进行了成功的演出，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迪斯尼公园在送给西藏少儿团的奖牌上写到：“我们欣赏你们的演出，并为你们的艺术奉献而喝彩”。
在美国的20多天里，孩子们始终生活在友谊的海洋里，他们给美国人民送去了友谊，他们也得到了美国人民最真诚的回报，并且交了不少美国小朋友。孩子们之间，虽然语言不通，但不到5分钟，他们就会相互熟悉，西藏的孩子向美国孩子送上自己从拉萨带来的明信片、小挂饰，美国孩子则回赠给他们自己动手做的小纪念品。小演员索朗旦增指着西藏的明信片向他的小朋友介绍说，“这就是我的家乡西藏，这是布达拉宫，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建筑。夏天的傍晚，布达拉广场的喷泉一开放，那里就象仙境一样。我爱我的家乡。”美国小朋友则向往地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到西藏看看，到时候，我去找你。”孩子们互相签名留念，并交换了地址。
少儿艺术团在美国访问期间，适逢我国建国49周年，因此他们参加了纽约、旧金山总领馆的侨界国庆招待会和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国庆招待会。演出结束后，小演员们拉着各国领事们的手跳起了西藏的“果谐”，并向他们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各国领事们一改矜持的外表，和小演员们一起唱啊跳啊，大使官邸充满了欢声笑语。中国驻美国的安大使在结束时对小演员们说：“我非常高兴今天的招待会有你们参加，非常感谢小演员们为此做的努力。国外传媒对西藏的不实宣传，在你们这些孩子面前全都不攻自破。因为你们全部来自西藏，任何人只要和你们接触过，他们就会感受到一个真实的西藏。这不需要我们做任何宣传，从你们身上可以看到西藏的现在和未来，你们是传播和平和友谊的小使者。”
西藏东南部与缅甸等国交界的察隅一带有一群称僜巴的人，他们地处湿热带，又与邻国居民交往甚密，无论是食物还是服装饰物等都极具特色，且与高原上生活的人区别较大。
在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僜人倍受歧视与欺侮， 他们被赶进深山老林不得下山，被蔑称为“光屁股的野人”、“会爬山的猴子”，终年远离人群。据调查，1959年民主改革时，察隅县的僜巴只剩有500人。
冬天，老人们躲在山洞里御寒，年轻人则到缅甸等邻国谋生；夏日，他们住在用树枝和芭蕉叶搭成的棚子里避暑。他们的生产工具非常原始，生产方式极其落后，只能靠采集野生植物和打猎解决食物和最基本的生活必需，人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领导的关怀下，僜人走出深山老林，下山干起了农业，采集和狩猎成为副业。
下山后的僜巴，因生活环境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了，思想观念随之也发生了巨变，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他们不再满足于生活的温饱而追求美，对服饰的讲究也日趋明显，逐渐形成较标准的式样和较固定的材料，使服饰的实用性和装饰性结合了起来。
僜人服装的原材料是麻纤维，加工技术也比过去先进了许多。他们把成熟的大麻剥皮；捶打、煮晒，取其白纤维搓成麻线，染成各种颜色，织成麻布。这种麻布结实、耐用，做成服装在森林里干活不容易损坏。
僜人上身穿无领无袖长、短衫。男子上衣多为白色或黑色，下身着遮羞布；女子上衣织有彩纹，短及胸部，腰部袒露，下着筒裙。筒裙多用彩格布制作，分长短两种，长者至脚面，短裙至膝下，长短并穿，长在里短在外。男女均习惯在上衣外围一披肩。这身装束能充分展露男子的威武与雄壮、显示女子的窈窕。
80年代以前，僜人实行的是买卖婚姻，男孩七八岁、女孩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就开始为他们定亲，男方家要给女方家送许多彩礼，其中包括女孩的生活用品。孩子长到十二三岁时就正式结婚。此前，再次给女方送礼，包括女孩的衣服和首饰。
这种婚姻决定了僜人女子低下的社会地位，婚后妇女成为男子的附属物，而其衣着和首饰又体现了男子的财富，因此，女子的服装和首饰日趋大众化、艺术化特点。首饰中除少数串珠是用珊瑚、玛瑙、松石等制成外，大多数为白银打制而成。
僜人男女均蓄发，妇女将长发挽成一髻，上插银或铜簪，这与缅甸妇女发式相似；额上有一块椭圆形的金属发篦，发篦镂刻着简单的花纹。僜人女子的耳朵上都戴着手掌般大小的耳环或喇叭状的耳饰，这是财富的象征，也是美的标志。很多女子的腕上都戴有手镯，手指上戴着戒指，脖子上挂着串珠。僜人女子的这种装束庄重、典雅、远远望去似仙女下凡。
阳光明媚，彩球飘曳。6月1日的布达拉宫广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在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卓嘎的率领下，西藏珠峰圣火采集队把万人瞩目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圣火火种棗中华民族圣火，交给自治区主席列确手中。
“中华民族圣火”是人类历史上采自地球最高处、最圣洁的火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西藏决心从珠峰之巅采集火种
第六届全国民运会是本世纪末中国最后一项大型运动会，也是中国56个民族的盛大聚会。这项赛事由北京和拉萨共同承办，体现了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西藏人民的充分信任。
今年初，全国民运会拉萨分赛场筹委会决定从珠穆朗玛峰顶上、“地球上离太阳最近”的海拔8848米处采下太阳的光辉，这一火种被命名为“中华民族圣火”，经过传递，将先后点燃圣城拉萨分赛场的主火炬和首都北京赛场的“中华民族圣火”火鼎。
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全国上下的极大关注。如果成功，这将是全世界所有运动会圣火火种里最为耀眼和难得的火种之一。
为此，民运会拉萨分赛场筹委会今年初组成了由国际级运动健将旺加率领的火种采集队，队员包括大齐米、拉巴、加拉、扎西次仁、桂桑和吉吉等。
4月中旬，西藏自治区体委重新做出重要决定，民运会圣火火种改由实力雄厚的西藏登山探险队来采集，从而保证这一重大活动的顺利完成。西藏探险队正在实施攀登世界上全部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项目，原定他们今年春夏攀登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计划随之取消。此举既可从珠峰顶上采集火种，又能完成探险队攀登珠峰的任务，可谓一举两得。
第六届全国民运会是在西藏高原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性体育运动会。在珠峰顶上采集圣火火种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协和体委、民运会拉萨分赛场筹委会的高度重视。
作为“中国登山界的精英”的西藏探险队，全体队员都参加了此次攀登活动，另外还有桂桑、吉吉两名女队员，意义更为重大。为使登山行动顺利进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给予了独家赞助，登山队专门购置了优质高山装备，进行了紧张的训练和准备工作。4月20日，全副武装的“西藏珠峰圣火采集队”离开拉萨出征，23日进驻珠峰登山大本营。经过建营、运输、适应性训练等工作，5月19日正式实施登顶计划。
西藏探险队自1993年以来已登上了9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世界著名高峰，珠穆朗玛是他们的第10个攀登目标。
边巴扎西一鸣惊人
5月27日，是突击顶峰的日子。
夜里1点整，坚守在大本营、毫无睡意的桑珠队长通过对讲机叫醒驻扎在8300米突击营地上的登山队员们。两小时后，10名队员整装齐备，带上头灯，踏着银色的月光向上攀登。
凌晨7时，初升的太阳照射到“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宝塔般的山体边缘镶上一圈金黄色的霞光，闪射出圣洁的光芒。珠峰巍然屹立在喜马拉雅群峰之上，队员们迎着喷薄而起的一轮朝日，于7时顺利越过“第二台阶”天险，一步步向顶峰接近。
8时02分，大本营的报话机里传来边巴扎西的激动地呼叫声：“我已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顶上！后面的队员陆续上来了！”桑珠队长也激动万分，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时，聚集在指挥部帐篷里的大本营所有人员齐声高呼：“我们登上了！我们成功了！扎西德勒！”
这一快的出奇的喜讯，使记者们措手不及。我们赶忙抢发登顶快讯，到8时39分43秒，新华社的第一条快讯正式从总社发出，拉萨人上班之前就听到了广播消息。人们无不称赞边巴扎西的神速，称他是名副其实的“飞毛腿”。
边巴扎西，是西藏拉孜县人。黝黑的脸庞和修长的身材，显出他的专业素质。业内人士评价他的最大特点是：胆子大、斗志高、体力强、技术好。他是目前西藏乃至中国登山界综合实力最强的“雪山雄鹰”，是中国可望向世界推出的未来登山家之一。
尽管他的实力极强，但这次却感到心理压力很大。此前他有一次机会去攀登珠峰，但在不到7000米的高度，就被雪崩大下50多米，险些遭到灭顶之灾。边巴扎西说，突击顶峰前夜他根本没有合眼，反复在想这次机会这么好，如果自己登不上去怎么办？如果自己落在桂桑大姐后头怎么好意思？最后他决心拿出自己的全部能量来向上攀登。
桑珠队长说，边巴扎西在边走边等的情况下仅用4小时47分从8300米突击成功，是至今有记录的最快者。而他在没有帐篷等避寒设施的情况下在顶上停留了138分钟，打破了次仁多吉从1988年以来保持的99分的记录。此外，边巴扎西也平了次仁多吉、仁那保持的登上10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中国登山界的登高记录。
谈到攀登珠峰的速度问题，边巴扎西又有他自己的梦想。他希望找到一个赞助者，然后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只用18个小时登顶。创造一项惊人的世界记录。
仁那和吉吉：夫妻携手临绝顶
在西藏珠峰圣火采集队里，作为绝对主力的仁那和恬静秀气的吉吉 一直备受关注，因为他们既是队友，又是夫妻。
4月20日，西藏珠峰圣火采集队出征的那一天。拉萨城阳光灿烂，春风拂面。一大早，数十名队员家属汇集在西藏登山队的大院里，欢送亲人远征。每一位登山队员的脖子上都挂满了哈达，耳边不时响起真诚的祝福。家属们端着酒杯，来往穿梭，把浓烈、芳醇的青稞酒敬献给藏族优秀儿女。
紧抱着小女儿的仁那和妻子吉吉，要双双去攀登世界第一高峰了，这在西藏登山队，在全国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32岁的仁那是国际知名的登山运动员，已连续登上包括珠峰在内的10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吉吉今年29岁，是西藏登山队4名女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此前最好的攀登记录是海拔7326米的绰木拉日峰。正在拉萨上幼儿园的女儿拉姆央金才4岁多，抱着父母的脖子不肯松手。
吉吉文静地依偎在丈夫的身边，脸上洋溢着甜甜的微笑。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携手攀登同一座山峰。曾在1990年登上珠峰之巅的仁那，对第二次攀登珠峰充满信心。他说：“这次和吉吉一起去登珠峰，我感到任务更艰巨，意义也更重大。我要充分发挥自己体力好、登山经验多的优势，多提醒、照顾她，争取一起登上去。”
腼腆的吉吉为自己能有机会参加这次行动感到荣幸。她说：“我不能保证一定能登上去，但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这次是和他一起去登珠峰，我觉得很放心。”
道不完的别离，诉不尽的牵挂。队员们即将启程的时候，吉吉早早就挂着泪水钻进了越野车，她是害怕听到女儿那令人心碎的哭声。车子已经启动，已被亲友抱回家的小拉姆还是哭喊着跑了出来，抱住爸爸不松手。此去一走就是40多天，小拉姆将第一次承受远离双亲的痛苦。仁那紧紧地抱起女儿亲了又亲，泪水打湿了拉姆的小脸蛋。女儿的柔情，让这个经历无数艰难险阻的登山英雄泣不成声。在场的许多人亦流下了热泪。
在山上，仁那和吉吉被一同分在A组，为的是相互有更好的照应。但是，只有在海拔7900米以上的最后两天，他们俩才是一起行动。仁那对妻子的体能和毅力感到非常吃惊，在向“第二台阶”攀登的时候他想放慢速度和后面的队友一起走，但是吉吉却不愿停下来，独自一人上去了，他也只好跟上去，生怕她出事。
离顶峰只有20米左右的时候，仁那突然停住了脚步，他要拉着吉吉的手一起登顶。登顶后，桑珠队长从大本营问仁那：“你们是不是同时到达顶峰的？”仁那回答：“是！”你们拥抱了吗？“拥抱了！”“亲了吗？”“亲了！”
让人感到吃惊的是，登顶成功后吉吉跟着仁那直接下到6500米的前进营地。那天，他们行动17个小时，上下海拔高差达3000米，这样的行程，非一般人所能及，更何况对于一个女子。
当仁那和吉吉凯旋拉萨的时候，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列确主动和他们俩合影留念，社会各界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许。
领略英雄群体的风采
西藏这支圣火采集队可以称得上是干将如云，精英成批的强队。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书写着自己的辉煌。
桂桑，是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位。靠着她的冲劲和耐力，今年再度登上珠穆朗玛峰顶上。于是，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两次登上珠峰的女性。
和大多数队员一样，桂桑生在后藏日喀则，不同的是她成长在环境更为恶劣的藏北草原。1975年，中国隆重攀登珠穆朗玛峰，来自军营的18岁的桂桑，显示出强大的实力，第一次就上到8600米的突击营地。只是因为意外烫伤了脚，被迫放弃登顶。
1990年，当世界上最大的三个国家棗中国、前苏联和美国的登山家以和平的名义联合攀登珠峰。按策划，每个国家要派出一名女性，桂桑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人选。结果，桂桑和苏联的女队员成功，而美国的女将则饮恨回国。
1994年，桂桑带领两名年轻女队员参加中国、奥地利、美国等8国组成的国际女子登山队，首次挑战世界第十四高峰－希夏邦玛峰。三名藏族女性以绝对主力的身份登顶成功。
和9年前相比，今年已是43岁、两个孩子母亲的桂桑并没感到太大的困难。她说，这次是清一色的藏族队友，男队员们对两名女性非常照顾，因此，体力、精神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谈及下一步的打算，桂桑说，她还想再登一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但珠穆朗玛不在考虑之内。
攀登队长次仁多吉，是山上的主心骨。他是叱咤风云的登山家，中国登山第一人。作为攀登队长，他比任何人都要费神，一方面要自己运输、登顶，另一方面还要对山上的整体行动负责。
然而，对于次仁多吉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外部而是内因。40出头的年龄和越来越“发福”的身体，使他在登山行动中的困难越来越大。他已登完10座高峰，还剩下4座。他说，有时自己在想名誉、地位都已有了，可以退出来不干了，但是，登完14座高峰是自己最大的梦想，如果就此止步，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只要一口气还在，我就绝不放弃。”这是次仁多吉的心愿。
摄影师阿克布，在登山队里也是一位独特的人物。他是登山队现役男队员中唯一一名非日喀则的人。他来自藏东康巴地区，生性有一种剽悍和硬气。他是中专财会专业毕业，但却不愿整天呆在办公室里与数字和钱打交道，于是，他就自然地选择了登山。
阿克布迷恋摄影艺术。和异常艰险的登山运动相结合，迷人的高山摄影是他引以自豪的优势所在。走进他在拉萨的办公室，一幅福心旷神怡、妙趣横生的高山图片，让人久久驻足。
在山上，阿克布很辛苦。既要参加运输和行军，又要同时进行摄像、摄影两种创作，非常耗费体力和精力。阿克布曾在珠穆朗玛峰和洛子峰两度遭到雪崩的袭击而幸免于难，但为了他所钟爱的登山运动和摄影艺术，他仍然还是无怨无惧。
当英雄凯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太多地谈论在顶峰上的喜悦，而是时时提及他们在攀登路上遇到的一具具前人的遗骸。这次登山活动中，他们总共看到6具外国遇难者的遗骸，有的面目不清，有的则活人般清晰可见，有的蜷缩在岩石缝里被冻死，有的则被摔得不成样子。我们有时在想，珠峰就像是“死亡之地”，像座勇敢者的坟墓！就在西藏登山队之前，乌克兰、波兰、比利时三国登山队分别有1人滑坠死亡，1人严重冻伤。这对登山队员们是个多大的刺激和考验呀！
藏族英雄点燃“中华民族圣火”
27日上午10时整，在海拔8848.13米的高度，身穿鲜艳登山服装的桂桑和吉吉迎着朝阳，高擎金黄色的火炬，伸向聚光器，次仁多吉庄严地聚光点燃火炬。淡红色的火苗顶着高空阵风，在银白色的世界之巅顽强地跳动。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圣火火种棗“中华民族圣火”在珠穆朗玛峰顶上诞生了！这是世界上取自离太阳最近点、最圣洁的运动会圣火火种！她象征着中华56个民族共有的纯真情谊和崇高理想，是中华民族为实践奥林匹克精神、促进人类和平与友谊所作出的真诚奉献。
这火种也是西藏240万各族人民为庆祝祖国母亲的50华诞、纪念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从大本营的高倍望远镜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狭小的珠穆朗玛顶部，人影攒动，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
西藏登山队的成功，立即在大本营引起强烈反响，各国登山者和旅游者以及当地藏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祝贺。兴高采烈的桑珠队长感慨万千，他说：“24年前的5月27日，我和8名队友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开展了一系列科考活动，震惊了世界；今天，我的10名队员又一次把五星红旗插到珠峰的顶上，采集了象征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圣火火种。我为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顽强拼搏、奋发图强的精神感到自豪！”
5月30日，巍巍珠穆朗玛峰脚下，滔滔绒布河边，身着节日盛装的藏族群众载歌载舞，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中华民族圣火”。
海拔5200米的登山大本营彩旗飘扬，欢歌阵阵。上午12时，肩披征尘的西藏珠峰圣火采集队全体队员凯旋大本营。第六届全国民运会拉萨分赛场筹委会常务副主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卓嘎带领自治区及日喀则地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前来迎接圣火火种，定日县巴松乡的藏族群众排起长长的队伍，载歌载舞，夹道欢迎登山健将和圣火火种。
次仁多吉手捧银白色的“中华民族圣火”火种盒，和其他队友一起，缓步走向迎接的人群，双手把火种盒交到次仁卓嘎手上，将“中华民族圣火”正式交给西藏人民。他们在众人的簇拥下，面对珠穆朗玛高举火种盒，将这短暂而神圣的瞬间永久地留在雪域人民的心中。
次仁卓嘎一一向勇士们敬献哈达。她握着桑珠队长的手激动地说：“你们的胜利，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人民感谢你们！”她说，西藏登山队成功地采集了神圣的火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再次向世人证明：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次日，后藏重镇日喀则人民以隆重的礼仪迎接圣火。让日喀则人感到自豪的是，在珠峰顶上采集圣火的10名队员中，有8名来自日喀则。这次行动，进一步巩固了日喀则作为“中国登山家的摇篮”的地位。
6月1日，“中华民族圣火”抵达布达拉宫广场，拉萨上千名各族各界人士喜气洋洋。次仁卓嘎副主席从次仁多吉手持的火种盒上点燃火炬，然后缓步走向主席台，郑重地将火炬交给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列确。列确高举火炬，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最后，圣火火种盒被护送至西藏自治区政府保存。8月18日，这盒火种点燃了拉萨分赛场的主火炬，然后经过传递活动，于9月9日送到首都北京，正式点燃“中华民族圣火”火鼎。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是由十世班禅大师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倡导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创办的，成立于１９８７年９月１日，是中国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聚集了藏传佛教各派高增大德，十世班禅大师亲任院长。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是以佛学专业为主体，以藏传佛教为特色、教学和研究相结合，高规格、多层次的藏传佛教综合院校，是藏传佛教的教学中心和研究中心。学院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弘扬藏传佛教为宗旨，培养藏传佛教的教学研究、国际交流和寺庙管理的爱国爱教的骨干人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为维护世界和平做贡献。
学院现座落于北京中轴路中段西侧黄寺大街西黄守内。西黄寺始建于公元１６５２年（清顺治九年），是清世祖为接待进京朝觐的第五世达赖喇嘛而修建的。公元１７８０年（乾隆四十五年），第六世班禅大师东行为乾隆皇帝祝寿，来京后曾下榻于西黄寺，后因染天花不幸在此圆寂。乾隆在西黄寺西侧敕建清净化城塔及清净化城塔院，以志殊胜因缘。塔内藏经咒衣履，塔前东侧有汉、满、蒙、藏四体合壁碑，西侧为乾隆御笔《写寿班禅圣僧并赞》碑。
学院课程设置主要是佛教经典和藏传佛教各派理论，包括《入菩萨行论注疏》、《现观庄严论疏》、《喻法论·聚宝》、《兰色手册》、《蒙藏佛教史》、 《宗教仪轨》、显密传承以及宁玛、噶举、萨迦、格鲁各派源流。还有《藏文文 法修辞》、《汉语文》、《时事政策》、《法律法规》、《寺庙管理》等课程。
学院教学方式一改已在传统的经院式教学为现代学院式教学和管理，是藏传佛教教学方式上的一大创举。学院现设有教务处、藏传佛教研究室、院办公室、总务处等机构。学制根据所学专业和学员基础水平定为二至三年，在培养大专生的基础上逐步向培养本科生、研究生方向发展。
学员主要是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藏族地区和内蒙古、辽宁、新疆等蒙族地区的藏传佛教转世活佛（也有少部分学僧）。至１９９９年６月，共有七届大专班２５０多人完成学业毕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自创建以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经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在培养高级宗教人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瞩目和藏蒙地区广大信众的赞誉。
去年10月16日至19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席卷了西藏南部边缘地区，欲从东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韩国登山队被1．2米深的积雪围困在大本营。 呼唤救援的信息传到北京，又传到拉萨。10月20日下午，西藏登山协会得到通知，协会秘书长高谋兴立即组织队伍救援。
21日早晨，由登山家仁青平措带领的西藏救援队起程，前往670公里外的曲当乡卡达村组织救援。珠峰脚下，一场人类与自然、生与死的较量惊心动魄地展开了。
“小愚公”千里驰援
56岁的著名登山家、享有“小愚公”美誉的仁青平措，前一天刚从樟木出差回来，正在家休息。他接到救援韩国登山队的任务后，二话没说，准备了3箱罐头，6箱方便面和一些点心、饮料等食品，带上翻译阿旺和驾驶员群达杰，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千里之外的卡达村。那里是距珠峰东坡大本营最近的地方。
62型丰田车疾驰在坎坷不平的山区公路上，仁青平措的心随着车辆的颠簸在剧烈地跳动。西藏登山协会要求他必须在两天内赶到卡达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珠峰大本营，能不能顺利完成救援任务，他心里真没有底。
从卡达村到珠穆朗玛峰东坡有3条路线，第一条要翻越海拔5344米的朗玛拉山口；第二条是翻越4890米的晓乌拉山口；第三条则要翻越4479米的桑群拉山口。这三条山间小路，都无法通行汽车，救援队伍只能步行。经过种种情况的分析，救援队选择了第二条路线。在正常情况下，从卡达村进入大本营约需5天左右的时间。目前珠峰地区连降大雪，小路被积雪覆盖，进山非常困难，所用的时间会更长。困在山上的韩国登山队能否再坚持几天？有没有伤病队员？仁青平措心里异常着急。
22日中午，他们提前赶到卡达村，顾不上休息，立即去找留在这里的中国登山协会联络官贺凤祥和小曲，商谈下一步的具体救援方案。仁青平措常年在珠峰山区，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他找到曲当乡副书记，请求当地政府的支援，并雇用了10名民工和21头牦牛，准备于23日动身上山救援。
在讨论究竟由谁带队上山时，双方发生了争执。中国登山协会的联络官认为，仁青平措年纪大了，应该留在卡达村，由年轻人担任救援任务。仁青平措则坚持要上山，一来是汉族同志上山后无法与当地民工交流，二来是17日从卡达村出发前往大本营的两名民工和5头牦牛至今未有消息，他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全，执意要亲自上山。
具有登山经验的仁青最终带队上山了，等待他的，将是异乎寻常的长途跋涉。
雪山深处9昼夜
10月23日中午，一支特殊的队伍从卡达村出发了。仁青平措、阿旺、小曲带着10位民工，赶着21头牦牛，带足燃料、食品和草料，向喜马拉雅山脉的深处走去。
出发第二天，齐腰深的积雪挡住了去路，尽管能大致识得路，但在蜿蜒曲折、乱石遍地的山间小道上，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救援队的每一个人都要轮换着走到最前面，担当开路重任。
富有经验的仁青平措嘱咐队员们，在上山踩路时，还要考虑到下山，最好一直沿着大路走，而不能只图快，走相对较陡的捷径。
雪地行军，人还好对付，最要命的是牦牛，山路基本被大雪覆盖，看上去平展展一片，其实两边是石头，中间则是凹沟，牦牛一踩上去就陷入雪中，寸步难行。民工只好把牦牛背上的物资卸下来，再用劲将牦牛拉出来。在亮晶晶的冰坡上，他们必须先把草铺在雪地上，待牦牛过后再将草收拾起来，留作下次使用。如此缓慢而艰难的行军，一天也走不出多少路程。
25日，救援队正式翻越晓乌拉山口。进山以来的天气一直不错，雪停了，只是茫茫雪野折射出耀眼的强光，把他们的脸烧得发烫。从晓乌拉山口下来，他们在一个叫左乡的地方遇到了17日从卡达村出发的两位民工和5头牦牛。这两位民工未能到达大本营，携带的一些食品如白菜和萝卜已冻烂不能食用，好在人和牦牛均安然无恙。仁青平措的心踏实了许多。
进山后的第四天，救援队翻越了两座海拔4000多米高的小山后，抵达黑湖。这是一个真正的高原湖泊，湖边已结上了一圈冰，湖水依然清澈湛蓝。在这天的下山途中他们发生了意外，一头牛从雪坡上滚下来，驮在背上装有食品和饮料的箱子全部散落在山坡上。民工们全体出动，把摔烂的食品一一捡回，把陷在雪中受伤的牦牛牵上来。仁青平措的一把手电筒丢在雪坡上，怎么也找不到了。
7日这一天，救援队又翻过了一座小山，抵达一个叫龙夏的地方。这里离大本营已不太远了，加上牦牛的草料所剩不多，救援队就把牦牛驮运的东西卸下来，让两位民工将牦牛赶回黑湖，那里有一面向阳的山坡，大雪消融后露出浅浅的牧草，牦牛可以在那里补充草料，等待救援队返回。
就在这一天，第二批救援队的10位民工从卡达赶了上来，救援队伍得到了扩充。
28日，是救援队进山后的第六天，由于把牦牛留在了山下。救援队每一个人平均背负15公斤重的物资继续向山上行进，他们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布满积雪的山路上蹒跚迈步，平均每天要走六七个小时，陪伴他们的始终是绵延不绝的高峰、陡坡，白茫茫的雪野和无比沉寂的山野。
连续9天的步行，餐风宿雪。10月31日下午，踏着夕阳的余辉，西藏救援队一行21人终于来到了珠峰大本营，与韩国登山队汇合。
友爱送君归
救援队的到来，使小小的大本营顿时热闹起来。仁青平措一行不仅带来了登山队急需的燃料、食品，更有西藏登山界深切的关注和浓浓的友情，韩国登山队得救了，队员们含着激动的热泪拥抱在一起。韩国登山队员将仁青平措一行请到自己的帐篷里，道不完的被困之苦，说不尽的感激之情。
最艰难的9昼夜过去了，韩国队员没有大的问题，救援人员和牲畜也没有大的意外，仁青平措始终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第二天，韩国登山队和救援队沿着救援队开拓的上山的路，相继离开大本营，开始下撤，一路顺利。经过此次救援，韩国队员真正体会到西藏各族群众热情帮助，登山界相互帮助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将一些带不走的日用品全部留给当地老百姓，告别让他们激动也让他们遗憾的神秘莫测的珠穆朗玛峰，踏上返乡的旅程。
11月5日，韩国登山队沿着救援队在深山积雪中开辟出的通道顺利到达卡达村，其中有3人已在前一天抵达定日县。至此，被大雪围困的韩国登山队全部下撤到安全地带，所有为他们担心的韩国人和中国人都长出一口气。
11月7日，在中国登山协会和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的安排下，韩国登山队分批到达西藏最大的口岸――樟木口岸，由民工背运下山的行李物资也一起运到这里。11月8日，登山队16名队员和两名夏尔巴协作人员通过口岸，顺利出境，带着中国登山界的友情和藏族群众的深情祝福，离开中国，返回韩国。
3天后，中国登山协会电话告知西藏自治区登山协会：在救援韩国登山队员的实际行动中，西藏登山协会行动及时，采取的措施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真正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里说，在韩国登山队平安返回韩国后，韩国驻华大使馆代表韩国对中国登山协会在此次救援行动中作出的积极努力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首届全国十杰百优青年央金
高挑的身材，干练的气质，执着的目光，自信的步伐，当我们在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与她不期而遇时，便一下认出，她就是在西藏开创女性从事律师业先河的央金律师。
1985年，当21岁的央金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进入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工作时，拉萨只有6名律师，央金是其中的唯一的一位女性。1989年，央金开办了西藏第一家经济律师事务所，1993年创办了西藏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那时她还不到30岁。央金在从业的14年中，承办了各类案件800多宗，先后为100多家企业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为国家、集体、个人挽回经济损失7000多万元。西藏各类重大、疑难案件、对外重大经济经营、合作项目等资信调查工作以及谈判、起草合同、调处履行过程中的纠纷总少不了她。在她承担的310多件刑事案件辩护中。有41人无罪释放。辩护意见采用率达80％以上。
司法界人士这样评价央金：“她反应特别快，表达能力强。她可以很快调动起自己的情绪，投入到案情中去，并感染着法庭上的人。”
央金在法庭上如此快的反映速度完全是练出来的。她从小学到高中就没有当过班干部，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接受锻炼的机会很少。初入行时，她也难免“声音发颤，两腿发抖”，但她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每周至少出庭三四次，有时甚至一周5天10个上午下午都排得满满的。平时，她白天调查，晚上写材料，对自己苛刻到连娱乐的时间都不给自己留下。十多年来，在这位女律师的日程上，几乎没有一天写上“休假”。
央金在交流会上发言。 
央金初作律师的那些年，接受的民事、刑事案件比较多。近些年，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她代理的案件中经济案件明显增多。此外，聘请法律顾问的单位也越来越多，现在西藏较大的企业一般都聘有法律顾问，仅央金所在的西藏桓沣律师事务所就担任着30多家大型单位的法律顾问事务。
西藏经济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也提高了。企业不再凭感觉、凭经验来经营操作，而是运用法律知识来保护自己的企业，对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律师事务所的顾问单位越来越多，不仅是打官司的时候想到律师，公司在签合同的时候也请律师提供帮助。公民利用法律帮助自己、保护自己的权益的做法也越来越兴盛。目前西藏已有10家律师事务所，53名职业律师，有律师资格的近百名，其中女律师有五六名。如此，也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作为老资格的律师，央金颇有感慨：以前，藏民族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不是很清楚。由于习惯性思维，长期以来形成了这样的看法：被送上被告席是一件耻辱的事。一旦遇到问题，他们宁愿找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按照民间的习俗私下里协商解决，也不愿对薄公堂。因此，央金早期受理的案件中，藏族群众投诉很少。藏族百姓对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或许还不会主动“告到官府”，但被送上法庭，他们通常也要找律师。央金说，能够给藏族群众，尤其是藏区的农牧民提供帮助，像在帮助自己的兄弟姐妹，她感到非常欣慰。
每接到案子，工作十分投入的央金便收集资料，询问情况，常常忘记提出收代理费。事后个别当事人便拖着不付。10多年下来，当事人和一些单位拖欠的诉讼费达10多万元。对此，央金无奈地说，当事人需要法律，就像病人需要医生，她无法因为对方不付诉讼费就仍下他们不管。
有一次，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为了打官司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向央金借了2000元，并信誓旦旦说回去后一定还给她。结果是“黄鹤一去，杳无音信”。“怎么办呢，”央金笑着说，“别人遇到这样的事找我时，我可以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轮到我自己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总觉得要钱的事不好开口。”
法庭外的央金温婉而略带羞涩，说起话慢声慢语的，看不出丝毫的激烈和锋芒，与法庭上的她判若两人。艰辛的律师生涯，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央金当然多有付出，但付出总会有回报，她连续13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先后任过自治区人大代表、西藏青联理事、拉萨工商联执委、中国法学会理事、西藏律师协会副会长等职务。此外，她还作为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全国法学会先进个人受过表彰。年仅35岁的央金，已经是首届全国十佳律师、首届全国十杰百优青年之一了。
西藏大学电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