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世铎下课就能解决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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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2005年2月25日讯　阎世铎时代终结，谢亚龙时代开始，中国足球在濒于崩盘的乱局中完成了朝代更替。谢亚龙如何面对中国足球的种种沉疴，各方在拭目以待。中国职业足球呼唤的是真正科学化、民主化、市场化的管理，阎世铎的背影，是否意味着一个旧体制真正的结束？不管怎样，新面孔的出现为人们带来了希望。

    他的比赛结束了

    阎世铎受够了，决定不再跟陌生人讲话。连续2天，他不接听手机，当记者把电话打到他家里的时候，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嗓音说，“你打错了。”半年来，这个声音每次开口说话，都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加以嘲弄。可是，如果他曾是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领域的一个错误的选择的话，那么作出选择的也并不是他自己。2月17日，他在体育总局领导宣布自己离职的会议上表示“换我换晚了”。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面对假球，阎世铎的办法是要求各俱乐部老板“以人格担保”，把职业道德提高到很高的高度，可是他自己的信用却备受诟病。“G7革命”正酣，他向投资人承诺“一定要把改革进行下去”。2004年10月22日，阎世铎表示同意投资人的要求并联合发表公文，然而仅仅两天之后，他就陡然翻脸，弹压“造反派”，甚至不再接听“兄弟”们的电话。

    这与他应对浙江绿城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的方式是一样的。面对后者的揭黑行动，他也曾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激情，但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等待对手二鼓而衰，三鼓则竭。

    当国奥队战平印尼队后，他抱着湖北球迷大哭，并深鞠一躬。5年来，他为中国足球的遭逢际遇而伤怀、感动、歉疚，在各种场合潸然泪下。这与他的诸多豪言壮语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众人面前构成了一个人性化的领导者的形象。

    在初到足协的两年里，阎世铎确实体现出了他的活力。在经历了王俊生时代之后，球迷们需要活力的征兆，哪怕它来自一个孔雀型的领导者。不过在很多时候，这种活力体现出一种“新政”的特色，往往无关事情的本质。2001年1月，深圳召开全国足球工作大会，他要求所有与会的足协官员都乘坐火车前往，似乎这两天的隆隆车程可以励志，可以倡廉。

    这次会议上，阎世铎提出了“人民足球”。从这时起，他剑走偏锋的一面展现出来，违背规律和常识的举措不时抛出。

    十强赛后，出于至今未被公布的原因，两位足协副主席南勇与张吉龙被剥夺了负责国家队和联赛的权力。此后，权力向阎世铎个人高度集中，责任、压力和风险也高度集中于这位不信规矩的管理者自身。

    为了让甲A升级换代，他推出“中超”概念，中国足球为之耗费了大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为了豪赌2002世界杯十强赛，他第一次停止升降级。2004年2月，足协公布“中超元年”赛程，联赛赛程为了给国字号球队让路而支离破碎。弹压了“G7革命”后，又宣布联赛只升不降，并实行NBA式的南北分区赛制。

    在此过程中，他采取的是一种大干快上的方法。中国足球的微薄资源，无论品牌、人气和资金，都在这种行动中被大量消耗。

    可以赞美的是，阎世铎是一个不容易服输的男人。在恶评如潮的当口，他还在试图抓住最后的机会，在这场个人命运的比赛中挽回比分。可惜的是哨响了，他的比赛结束了。

    “我们又重新愚蠢起来了”

    听到阎世铎下课的消息时，谢晖正在康桥训练基地里压着腿，准备参加与南京有有队的教学比赛。在那10天以前，他刚刚以自由球员身份与上海申花俱乐部签约，拿到了一份税前年薪100万元的合同，另外按出场时间长短，最多还可得到80万元的奖金。这比他前年在重庆力帆的收入少了一半儿还多。比赛结束后他在房间里翻看上海当地的报纸，发现到处都是阎世铎下课的消息，好像在庆祝什么似的。

    “这种庆祝是最大的悲哀，以为这就能解决大问题，”谢晖说，“其实什么都不会变。”

    1994年足球改革以来，他走过了一个职业球员的典型历程———成名，转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见识得越多就越悲观。在德国亚琛和菲尔特俱乐部的4年使谢晖认识到，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徒有其名。可是他并不尝试去改变，在俱乐部训练时，他看到很多做法违背足球规律，也只是笑笑对身边的队友说声“不对”。他认为，在新生代足球人才不能进入中国足协高层的状况下，做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

    2月17日这天，另一位足球职业化11年以来的知名球员陈波，已经到了新加坡，成了中国足球降级版“留洋潮”的一分子。“目前工作太不好找，能够有个地方踢球就不错了。”他说，“如果国内足球形势好的话，这里的大多数球员都不会来新加坡。”2004赛季结束后，中超联赛崩盘，导致大量球员失业，他们中的一些名气较大者得到了加入新加坡新麒队的机会，其中包括姚立、罗彤亮和崔肖佳。

    陈波说，他们拿着很低的薪水，只是想通过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以等待明年国内联赛恢复升降级的好时光。

    就在3年前，陈波还浑身披挂“范思哲”服饰，挑剔洗发水的品牌，为此宁愿驱车两小时从天津泰达俱乐部的驻地到北京去买。刚刚回到国内时，谢晖整个赛季都住在五星级酒店里，主要原因是那里的沙拉不错。

    如今，美好时光已成追忆，球员们开始思考中国足球何以至此。“中国足球没有什么理性，好多事情都太疯狂了，”谢晖说，“足协和‘G7联盟’在那儿吵啊吵啊，都是瞎说对瞎说，每个行动、每个细节都是急功近利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可笑，明天早上太阳就不再升起了吗？他们怎么可以不考虑后果？”

    对于德国的完备高效率的14级联赛建制，谢晖赞叹不已。他认为，中国足球“洋务运动”的程度不够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现有的成功模式就摆在欧洲，谁都可以看到，中国足球却总是爱好独创。

    仅仅从职业足球的角度讲，谢晖反对阎世铎。“取消升降级是最愚蠢的！”他说。不过中国足球的问题并不是这一个人造成的。“什么是职业足球，这个圈子是没人懂的。没人懂的你知道吗？”

    2004年11月17日，导致阎世铎最终出局的那场中国队与香港队的比赛之前，著名的足球记者李响坐在看台上与一位英国记者聊天。英国记者说，他希望今天中国队失败，因为只有失败才会令中国足球清醒。他举例说，海瑟尔惨案发生后，英国人才重新思考自己的足球发展方向。李响回答说，对于中国的足球来说，进入世界杯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失去这个目标也许更可怕。

    “中国足球总是一遇到失败，就重走老路。”她告诉他。

    当晚中国队没有拿到足够多的净胜球，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教练组和足协官员在最后时刻出现了算术错误。“你说中国足球是什么，它不是扯淡吗？”《足球》报的资深记者李承鹏对本报记者抱怨，“算术都算不好的人怎么能不反对改革？”正如李响预料到的那样，阎世铎又一次表现出了令人咋舌的想象力，决定釜底抽薪，停止升降级，并建议实行南北分区赛制，以便让职业足球这锅沸腾却烫手的粥冷却下来。

    1995年，上海申花凭借着年轻人的冲劲，击败了暮气沉沉的众多对手，“抢”来了联赛冠军，4年后谢晖反思说，“那是幼稚对愚蠢的胜利。”在历时近5年的阎世铎时代，人们看到的是，中国足球消磨了当年的激情。

    “用了这么久我们也没能走向成熟，”谢晖说，“现在我们又重新愚蠢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