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的溥仪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华北，几个月后又攻陷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蛰伏在北京的王公、遗老们又跃跃欲试起来，在他们看来恢复旧日王朝的机会终于到了，但这时的溥仪心中明白，日本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帮助他恢复大清王朝的。

　　溥仪很清楚，日本人正在与汪精卫暗中勾搭，企图由他出面组织一个亲日政府，来取代当时的南京政府，在漩涡中为了自保的溥仪只能顺水推舟，为了表明他与日本人同心同德的态度，8月18日，溥仪在长春颁发《时局诏书》说：“尔众庶等，宜善体盟邦膺惩之大义，念及我国当务之急，上下相勖，各奋职事，协和亲睦，众志成城，振张国威，以发扬一心一德之真意，举其全力贯彻共同防卫之精神，任何艰阻亦应与盟邦共同奠定东亚之和平，庶几同臻郅治，凡尔民众永矢不渝。钦此”。

　　鞍山是日本掠夺中国东北钢铁资源的重要基地。早在1933年，日本拓务省就把鞍山制铁所转给由满铁株式会社全额持股的昭和制钢所，并在原有3座高炉的基础上，扩建了炼钢设备，到1937年，鞍山制铁所年产生铁达到70万吨，钢锭58万吨，这些生铁和钢材几乎全部被用于战争。

　　日本人对中国东北蕴藏量十分丰富的高品质煤炭垂涎已久，伪满洲国成立以后，他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的掠夺了，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资源，日本人全然不顾地质条件和有序开采，哪里煤层厚他们就在哪里采，哪里煤好挖他们就上哪去挖，这种掠夺式的开采，使矿山和资源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932年到1937年的5年间，日本人共掠夺煤炭1034万吨，大连港和营口港的货运码头，每天都有满载煤炭的船只驶向日本。

　　溥仪后来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要伪满出粮、出人、出物资，我便命令张景惠在“省长会议”上，按吉冈的纸条“训勉”省长们“勤劳奉仕，支持圣战。”

　　1937年，溥仪相继签署了《满洲劳工协会法》和《劳动统制法》，伪满洲国随后成立了与之相配套的组织机构，以把欺骗和抓捕来的劳工分别输送到铁路、矿山、军事等工程中去做苦力，在关东军刺刀的威逼下，劳工们从事着沉重的劳役，由于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劳工的生命根本得不到保障，在东北沦陷的14年间，凡是大规模奴役劳工的地方，都留下了死难中国劳工的“万人坑”。

　　溥仪对关东军藐视和践踏皇帝的权威一直心存不满，但却从不敢反抗，对于奏事官呈报的关东军拟好的文件，溥仪更是连看都不看就签上一个“可”字。

　　在日本的卵翼下，伪满洲国已经成立6年了，但世界100多个国家中给予伪满洲国外交承认的却寥寥无几，这使得溥仪和日本人都感到十分尴尬，当时，以德国为首的法西斯阵营正在欧洲战场上横扫攻占了许多邻国，在溥仪的眼里，希特勒是强大的，是不可战胜的，于是，在通向深渊的道路上，溥仪又搭上了以柏林、罗马和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战车。

　　日本人认为，伪满洲国发展至今，全靠日本天照大神的神庥，因此应该把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国民的精神依托和崇敬的中心来加以奉祀，1938年8月，关东军以“创建建国神庙是为了达到国家的目的而统一信念，应以真正谋求可成为满洲国永久的生命为中心目标”，直接向溥仪提出了把天照大神作为伪满洲国国民的精神偶像加以奉祀的要求。

　　1940年5月，在关东军的安排下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并参加了日本神武天皇纪元2600年的纪念大典。溥仪回忆说：在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的台词，照着念了一遍，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接着，裕仁站起身来，指着桌子上的三样东西，即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也就是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向我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很多，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在归途中，溥仪忍不住痛哭起来。

	溥仪着朝服

　　日本第一法规出版社1971年出版发行的《满洲国史》，在总论的第四编第八章第三节中写道：满洲国的发展，若无日本的援助是不可能得到的。为应付未来的世界战争，增进国力，强化国防，同日本的一体化活动日趋紧迫，故满洲国的对日关系，从友邦发展到盟邦，从盟邦发展到亲邦，一直升格至亲子关系。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经过6300多公里的航程后，突然对驻泊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攻击，并以损失29架飞机和死亡55名士兵的微小代价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

　　为了配合日本的大东亚圣战，伪满洲国于1941年12月22日，颁布了《战时紧急经济对策要纲》，这个法令规定“对于日本战时紧急需要，应采取加强整顿国内消费，更进而强行各种积极增产办法，以极力增加对日之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的战线越拉越长，军需物资也就愈发显得捉襟见肘。溥仪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的先说了一通“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前方作战急需的钢、铁、铝、铜等金属材料”，最后绕到正题上，“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

　　对于吉冈安直的要求，溥仪立即遵命，他命令把伪皇宫中的金属器具，就连门窗上的铜环、大厅的铜质吊灯等等，也一齐卸下来交给了关东军。溥仪还拿出了许多白金、钻石和银器，甚至连“皇后”和“贵人”的首饰也一并送给了关东军，溥仪还颁诏全国，要求民众“积极捐献，支援圣战”。

　　张志强介绍说，当时中国老百姓把家里的铜锅、铜碗、柜子上的铜宝角、柜门上的铜锁一律拆下来，冶炼以后，制造兵器输送到前线。溥仪在皇宫里面献宝，他前后四次把自己私藏的、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一些珍宝、古玩，交给日本关东军，要表明他的态度，要求得政治上的安全。

　　伪满洲国的国事江河日下，溥仪的家事也是一塌糊涂，溥仪的前半生先后有四个妻子，即一个“皇后”，一个“妃”和两个“贵人”，但他说我根本就没有妻子，有的只是摆设。

　　婉容是溥仪的正房妻子，自从1922年被册封为皇后，她便一直跟随在溥仪的身边，她是待在溥仪身边时间最长的女人，也是命运最为悲惨的女人。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的时候，婉容和溥仪一样认为，伪满洲国距大清国仅一步之遥了，但是她很快就发现，置身在这高墙大院里不啻于被囚禁在一座豪华的监狱，于是她想到了逃跑，并为此作了精心的筹划。

　　1932年5月，国际联盟调查团由时任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陪同，到东北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婉容曾派人化装成古董商，秘密从长春到大连找到了顾维钧，他向顾维钧描述了这位昔日的皇后对自己和对丈夫未来命运的担忧，并转达了婉容请求顾维钧帮助她和溥仪逃离长春的要求，但当时同样处于日本人监视下的顾维钧却没有任何办法来帮助婉容，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她。”

　　婉容没能逃离长春，变得心灰意冷。

　　由于溥仪身体和心理的原因，他和婉容只是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长期的苦闷生活，使婉容变得脾气暴躁起来，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婉容只能在鸦片的麻醉中寻求心灵的解脱。

　　虽然清王朝对于皇室成员吸食鸦片是严厉禁止的，但是，溥仪对婉容吸食鸦片还是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做法。

　　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摆设，溥仪的后宫里又出现了一个17岁的少女谭玉龄。谭玉龄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原姓他他拉氏，辛亥革命以后，他的父亲按其姓氏的谐音改姓“谭”，谭玉玲当时正在北京的一所学校读书，当这个满脸稚气的小女孩儿来到溥仪面前的时候，溥仪很快就喜欢上了她。

　　谭玉龄进宫后不久，便被溥仪封为“祥贵人”，这时婉容已被打入冷宫，溥仪的心思似乎只在谭玉龄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种宠爱并没有天长地久，4年后谭玉龄突然得了一场重病，几天之后，这位正处妙龄的女子就香消玉殒了，年仅22岁。对于谭玉龄的死因，溥仪在回忆录中说，“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是个绝症。后来在吉冈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不料在治疗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溥仪坚持认为是日本人害死了她。

　　毓瞻在他的回忆录《末代皇帝的二十年》中写道，“依我看，问题还是出在溥仪身上，他的毛病是乱改药方。大夫给他看病，开了药方，他得改一改才能抓药，简直就成了毛病。一般头疼脑热的还无所谓，像谭玉玲便血的病乱改药方就要误大事了。”

　　嵯峨浩在她所著的《流浪的王妃》一书中写到，“素来身体病弱的他他拉，据说是由于突然感到口渴而喝了一升水，病情突然转剧，目不忍睹的吉冈‘御用挂’当即叫军医进行诊断，判定为栗粒结核引起脑膜炎而陷入无法医治的危险状态。军医给一向讨厌打针的贵人打了药针，吃了药。在那个当时，栗粒结核再加上脑膜炎是无法挽救的，他他拉贵人一夜功夫就与世长辞了。”

　　谭玉龄的死使溥仪感到十分悲伤，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而哭泣，溥仪不仅破例给死去的谭玉龄擢升三级，封她为“明贤皇贵妃”，他还下令按照大清王朝的殡葬礼仪为谭玉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然而，谭玉龄却死无葬身之所，她的尸体只好存放在长春的般若寺内，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溥仪随身携带的皮夹子里面都放着一张谭玉龄的照片，在照片的背面，溥仪亲笔题写了“我最爱的玉龄”6个字。

	溥仪和婉容在天津

　　谭玉龄死后不久，吉刚安直对于溥仪的婚事异乎寻常的热心起来，他首先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照片，让溥仪从中挑选，接，他又大谈了一通娶一个日本女人的好处。而这时的溥仪已拿定了主意，他宁肯不顾满汉不通婚的祖制而接纳一个汉族女子，也决不要一个日本妻子。他认为如果娶了一个日本女人，就等于在他的床上为关东军安了一个耳目，在溥仪的坚持下，吉冈安直只好同意溥仪在长春的学校里挑选一个中国姑娘。

　　溥仪的书案上摆满了候选姑娘的照片。经过再三考虑，溥仪决定从中挑一个岁数小，文化程度低的姑娘，在他看来，这样的女人，即便是经过日本人训练过的也还容易对付，于是，一位名叫李玉琴的汉族姑娘被带到了溥仪面前。

　　李玉琴进宫后一个月，溥仪为她举行了一个已经简化了程序的册封仪式。从此，这个15岁的姑娘便有了一个“福贵人”的称谓。

　　李玉琴回忆说，我给溥仪行了三拜九叩礼，他赐给我一柄玉如意，然后又领我到佛像、关帝像、祖宗牌位前猛磕了一阵头，磕得我晕头转向。

　　溥仪浑浑噩噩的当着他的傀儡皇帝，他不知道这个皇帝还会当多久，就像他不知道日本人还能支持多久一样。此时，透过大东亚圣战的阴霾，一抹绚烂的曙光已经在天际出现。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责编：红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