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9日清晨，溥仪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了北京火车站。这时，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认得出这位当年的宣统皇帝了。

	老年的溥仪

　　这一次，前来迎接溥仪的只有他的妹妹和妹夫，一声“大哥”的称呼竟使溥仪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亲情，泪水不由得模糊了他的双眼。望着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溥仪掏出了怀表，对照火车站塔楼上的大钟调准了时间。

　　他的新生活从这一刻开始了。

　　回到北京以后，溥仪暂时住在了五妹“五格格”金韫馨的家里。

　　两天后，他来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一位年轻的民警为他办理了户口登记，当时的户籍内勤民警吴静深回忆说：户主好像是他妹妹，那户口上的关系来说他是她哥哥，往下就逐渐按那个登记，你比如说那个姓名啊，爱新觉罗·溥仪，男，出生年月日，民族满族，后来问问文化程度，他那时候算私塾，私塾好像是9年或者10年，反正他们说就是大学，因为咱们从历史上都知道啊，他有外国老师，还有中国的那个大臣给他当老师，后来问到他婚姻状况这点，我说你家属呢，哎，死的死了，离的离了。

　　在妹妹家居住的那段日子里，邻居们对溥仪并没有歧视和厌恶，人们都亲切的叫他“老溥”。由于长时间的与社会隔绝，在新生活开始的时候，溥仪还是闹出了不少的笑话，他后来回忆说：我很想和邻居们一起做点什么，我看到有人拿着笤帚去扫胡同，我也跟了去。我一直扫到胡同口，回来的时候，却找不到家门了。

　　福永沪生回忆说，叔父过去在抚顺的监狱中呆了很长的时间，他从来没有一个人乘坐过公交车，他是很讲究女士优先的，一次他对售票员说，您是女士，请您先上，那个售票员上去后就关上了车门，随后车就开走了。

　　在妹妹家住了半个月以后，溥仪搬到了政府安排的一间旅馆里，此时的溥仪常常会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去转转，30多年后的故地重游，溥仪恍若隔世。

　　天安门是溥仪非常熟悉的地方，当年他离开北京的时候，这座城楼早已破败不堪，如今这里已被修缮一新，溥仪一眼就认出了悬挂在天安门正中的那个巨幅画像是毛泽东，正是这个人领导着人民建立了新的国家，也正是由于这个人的提议，溥仪才得到特赦并回到了北京。

　　1960年的春节到了，这是溥仪回到北京后过的第一个春节，正当家人为庆祝节日而忙碌时，溥仪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和家人赴宴的消息。

	溥仪和弟弟溥杰

　　宴会在全国政协的小餐厅里举行，气氛完全是家庭式的。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溥仪回到北京后的生活和身体情况，接着又问起溥仪对今后有什么打算，溥仪说他曾读过一些医学典籍，在抚顺改造期间，他还在医生的指导下，做过一些诸如量血压、测体温之类的事情，溥仪真诚地说，如果政府允许，他希望能够当一名医生，溥仪的话音刚落，周恩来就笑着说，当医生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那点底子恐怕还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据说溥仪被特赦以后，曾有人建议让他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去工作，对此周恩来并不赞同，他认为溥仪如果在故宫里上班，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围观，这样他既无法正常工作，自尊心也容易受到伤害。周恩来建议溥仪先到北京植物园去工作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可以半天工作半天学习，主要是利用这段时间了解和熟悉社会，在适当的时候再给他安排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0年11月底，北京市进行县、区第四届人民代表的选举，植物园的领导对溥仪这样的特赦人员，是否有资格参加选举拿不定主意，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严肃地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合法公民了，凡是公民拥有的权利溥仪也不例外。结果溥仪很快就拿到了选民证，这使溥仪非常激动，当他把填写好的选票投入票箱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经和6亿5000万同胞一样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人。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溥仪。毛泽东诙谐地对身边的人员说“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宣统皇帝，从前我们都做过他的臣民”，毛泽东对溥仪说：“听说你现在还是孤家寡人啊，皇上没有娘娘不行”，毛泽东建议溥仪成立一个家庭。

　　溥仪当然也希望有个温暖的家，有个关心和爱他的女人，但他前半生中那几次失败的婚姻毕竟在心里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对于再婚，溥仪似乎变得很挑剔。在毛泽东建议他再成立一个家庭之前，溥仪至少已与5位女子见过面，但见过一面之后，便全都没了下文，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溥仪的同事把一个名叫李淑贤的护士的照片拿给他后，溥仪才怦然心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溥仪和李淑贤都表现出了热情。溥仪一改过去邋遢的习惯，衣衫也变得整洁光鲜起来。他和这位比自己小18岁的女人一起去看电影和跳舞，一起去游览故宫和颐和园，而每当这个时候，溥仪就会担任起义务讲解员。溥仪对李淑贤的爱是真挚的，他说：“李淑贤穿戴朴素，人品老实，经历很苦，让人同情，又是搞医务工作的，和我兴趣一致，我喜欢。”

　　李淑贤在她口述的《溥仪与我》一书中说：“论文化，我只有高小程度；论职务，是个普普通通的护士，我不过每月挣那么五十几元钱工资。溥仪为什么偏偏能够爱上我？而且爱得那样诚挚，那样深沉。”

　　1962年4月30日晚，溥仪和李淑贤在政协礼堂举行了婚礼。结婚的日子是溥仪精心选择的，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已经成为劳动者的溥仪要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劳动者的节日。

　　在婚礼中，溥仪的脸上始终荡漾着笑容，他拿出了几天前就写好的讲稿对来宾们说：“回想我前半生的过去，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地剥削寄生虫。后半生的今天是一个光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过去的溥仪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溥仪，这个溥仪是早已结束了，已经死去了。在6亿5000万各族人民大家庭中，成立我们俩的幸福的小家庭，我是多么愉快，多么鼓舞。”

　　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那份《我罪恶的前半生》的手稿被送到了北京群众出版社。

　　受上级领导的派遣，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负责帮助溥仪来完成这部书稿的修改。李文达认为，溥仪的这部手稿中还有许多事实不够准确，特别是溥仪的思想变化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于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溥仪和李文达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他们还重返天津、长春和抚顺等地，采访和调查了溥仪前半生中不同时期的活动和后来思想改造的过程。这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整整用了年的时间，1964年3月，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终于问世了。

	溥仪的标准像

　　日本学者丸山升介绍说，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发行后，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使很多人感动，读者们认为，虽然这本书的写作方法和真正的溥仪有些差距，但是书中相当程度反映了溥仪本人的真实思想，是非常宝贵的人生体验，感动了许多读者。

　　《我的前半生》一经面世，立刻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寓居在美国的李宗仁先生，看过《我的前半生》后曾感慨地说，溥仪在新中国受到的宽厚对待，也使他的心灵照进了温暖的阳光。李宗仁先生最终选择回归祖国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他的确受到了《我的前半生》的积极影响。1965年7月20日，从美国归来的李宗仁在首都机场见到了溥仪，他百感交集地说，“你的大作我在国外已经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

　　溥仪在做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时候，每月工资是100多元钱，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令人羡慕的收入了，但由于溥仪不会理财，花钱又没有计划，加上隔三差五总会有一些亲朋故旧来看望他，所以，他的那点工资就常常入不敷出了。

　　1964年，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民主人士新春座谈会上，毛泽东对全国政协的负责人说，“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一百几十元的薪水，怕是太少了吧。”他对坐在身边的章士钊说“我准备拿出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一下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终究是皇帝嘛。”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溥仪的工资提高到200多元，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政府不仅为他们安排了宽敞的房子，还为他们配备了沙发和地毯等生活用品。

　　1964年11月，溥仪正式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溥仪和李淑贤婚后的生活幸福而充实，他们经常会被邀请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以及接待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工作之余，溥仪会带着妻子到弟弟和妹妹的家里去坐一坐。

　　福永沪生回忆说，叔父经常来我们这里，有时他刚刚领的工资就丢了，最后他把一个大钱包用绳子牢牢捆在裤子的后面，但还总是丢三落四的。

　　溥仪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感慨万千。

　　在延安，溥仪参观了原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当年，就在溥仪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的时候，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就是住在这样简陋的土窑洞里，领导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共产党不仅领导人民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并最终建立起了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溥仪终于懂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是全民族的利益，推动的是滚滚前行的历史车轮，而他在前半生中，却是与敌人狼狈为奸，一直在逆历史的潮流而行。溥仪庆幸他在后半生中，终于成为了这个新国家的公民，并能够为这个新国家的建设做些有益的工作。

　　1971年10月8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了中国。在同毛泽东主席会见的时候，海尔·塞拉西皇帝提出了想见一见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要求，他说宣统这个年号和溥仪的名字是他年轻时就非常熟悉的。

　　毛泽东告诉他，中国这位宣统皇帝已在4年前病逝了。

　　1966年，一场政治运动狂风暴雨般地席卷了中国大地。左臂佩带红袖章的年轻人，成了这场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闯将。他们高喊着激进的口号，情绪亢奋地冲击着政府和机关以及他们认为一切应该摧毁的地方。

　　位于北京东观音寺22号的这座寓所从此不再平静了，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那些由于愤怒而扭曲了面孔的人们，这位曾经做过皇帝又当过囚犯的北京市民溥仪，又一次感到了惶恐和不安。

　　由于派出所的出面保护，溥仪没有被游街和批斗，但生活待遇就大打折扣了。按照有关规定，溥仪每个月除领取较高的工资外，还享受着比普通市民高得多的大米、白面等细粮的配额。而这一切在造反派的眼里是不能够容忍的。于是，溥仪的薪金被拦腰砍去一半，《我的前半生》的稿酬也上交给了有关部门，就连国家为他配备的沙发、地毯等生活用品也一并被人抬走，自然，供应给溥仪的细粮也就被玉米面和高粱米所代替了。

　　后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愤怒地对有关人员说，这简直是乱弹琴，民主人士和文史专员的工资待遇必须恢复，一块钱也不许减。

　　生活待遇虽然恢复了，但是溥仪精神上的苦闷和心理压力却越来越大，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住进医院。

　　其实，早在1962年5月中旬，即溥仪与李淑贤结婚后两个星期，溥仪就出现了尿血的症状，中医诊断为“膀胱热”，并给溥仪配了几副中药。两年后的1964年11月，溥仪在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时，周恩来得知溥仪尿血后要求有关部门对溥仪的身体进行全面检查，至此，溥仪的膀胱癌才被发现并做了切除手术，几个月后，溥仪的左肾又发现了肿瘤，不得不再次手术，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溥仪已经住了4次医院，动过3次大手术。

　　1966年12月23日，溥仪因患尿毒症，第5次住进了北京人民医院，这时的溥仪已经是心力交瘁了，但是愈演愈烈的政治风暴并没有一点停息的迹象，早已与溥仪离婚的李玉琴也以“东北人民代表”的名义，来到了溥仪的病床前。

　　李玉琴之子黄焕新回忆说，1966底，大约是11月份左右，我母亲和我的大舅妈她们两个结伴到北京去，准备找政协、找溥仪去讨一个说法，到了北京以后见到了溥杰，见到了其它的皇亲，知道溥仪因为生病而且病得很重在医院里住院，到医院里去找溥仪，李淑贤是想着说溥仪已经病到这个程度了，你们还来打扰他，可能有点不太人道了，我母亲和我的大舅妈就想着说我们整个一个家族就快活不下去，你总得出来说句公道话呀，说当时我们家到底怎么样，有过什么，受到什么皇恩，是不是参与了压迫和剥削人民啊？她们俩的出发点不一样，事先也没有好好沟通，结果就吵起来了。

　　饱受病痛折磨和心理压力的溥仪，按照李玉琴的要求，写了一份长达3000多字的证明材料，李玉琴最终放弃了对溥仪的清算活动。这时溥仪的肾癌已到晚期，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了。

　　1967年9月的最后一个夜晚，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溥仪与妻子李淑贤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我这一生当过皇帝，也当了公民，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要走到尽头了，国家把我这样一个封建统治者，改造成为一个公民，是不容易的。可惜我这些年尽生病了，没能够做什么事，实在对不起国家啊，再有，就是对不住你，我不在了谁来管你呢！”

　　这次谈话过后的第4天，溥仪再一次住进了医院。

　　1967年10月17日凌晨，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人民医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途。

	周恩来会见溥仪夫妇

　　他的亲属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溥仪放在床头柜上的一个记事本，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小妹，我感到气虚，你来时千万把“紫河车”（胎盘粉）带来，今天晚上服用。耀之。这是溥仪写给他妻子李淑贤的。

　　溥仪逝世28年后，他的妻子李淑贤把溥仪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葬在了河北省易县的“华龙皇家陵园”，这个陵园的开发商还承诺为溥仪的妻子李淑贤身后，以及早在1942年就已经死去的“明贤皇贵妃”谭玉玲各提供一个砖石结构的坟冢。

　　1997年，病逝后的李淑贤并没有安葬在溥仪的身边，而谭玉玲的骨灰则很早就保存在长春的伪皇宫博物院。在溥仪这个99.5平方米的墓地里，只有溥仪孤零零的遥望着光绪皇帝的崇陵，溥仪墓碑上没有铭文，只镌刻着爱新觉罗•溥仪6个字。

　　溥仪的侄子爱新觉罗·毓瞻曾写了一首题名为《火龙》的七言诗，为溥仪的一生作了概括：

　　未驭飞龙出鼎湖，升遐南陆祝融俱，溯自赢秦二百主，惟有末帝卜离居，忆昔冲龄初践祚，才及三载易灵符，辫帅辫兵何灭裂，龙旗七曜落城隅，紫禁城中家天下，封爵赐谥圣恩沽，一日煤山忽传警，扫地出门待须臾，獭鹯之驱自兹始，亡羊何怨多歧途，人间秃翁只遗臭，手持帝子赠狼狐，暂寄东邻差安妥，却将饮鸩作醍醐，津门七载似韬晦，窥机伺变复皇图，蓬山岂是多仙子，黑水白山久觊觎，贪心未敢蛇吞象，遂牵傀儡作伥菟，一身已成千古恨，万姓流离遭毒荼，仰人鼻息十四载，五年绝域困囚徒，天翻地覆慷慨以，洗心重读人之初，胜国之君不卒数，自食其力古所无，现身说法毖于后，四载精勤纪成书，天不假年初耳顺，浩劫何人赙束刍，拨乱反正重哀悼，八宝山下哀荣殊，蜡炬成灰泪未干，泪沾六马自达车，君不见今日永宁山上西风紧，可怜秋月一茔孤。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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