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未来要让青少年们感受到当年德国足球带给我的震撼和洗礼。中国体育会更强。
1980年出生的邵佳一是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一起成长的一代。在他的足球道路中，“过年”是种多样的体验，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今退役的他又走回了童年，终于可以回到大家庭过年了。邵佳一也通过本报，向北京晚报的读者拜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5岁之后多和队友过年
退役后终于回归大家庭
邵佳一曾是北京队的球员，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在北京都是大家庭一起过年。邵佳一说，小时候每年过节都是回顺义的爷爷家，大家庭齐聚一堂，欢欢喜喜过春节。
从15岁开始，作为北京少年队的一员，邵佳一离家到南方冬训，之后每个春节都是与队友们一起度过。
现在退役了，邵佳一又回到了大家庭的年夜饭餐桌上。这个大年三十，邵佳一就是带上一对宝贝女儿与妻子、岳父岳母，与兄嫂一大家子，到父母家聚餐。
邵佳一说，老人们上岁数了，所以家庭的大聚餐就改在中午了，而晚上邵佳一与哥哥都回到各自的小家庭过除夕。
邵佳一是北京球迷喜爱的球员，他的哥哥邵红耕也是活跃在北京足坛的一名裁判员、教练员。邵红耕多年来一直在校园足球工作中默默耕耘。这10年来，邵红耕所在的三里屯一中队，多次在北京晚报百队杯上获得佳绩，并且两次作为冠军队，以北京少年队的身份，代表百队杯出国交流比赛，为北京足坛培养了不少好苗子。邵红耕和邵佳一作为70后和80后，都是亲身经历中国体育飞跃的一代人。
曾经冬训全程都是苦中作乐
除夕夜冬训基地上演自编自演“春晚”
1993年，邵佳一入选北京少年队，从此开始了在芦城体校的专业运动员生活，青少年时代的春节也是在全国各个冬训基地度过的。南方冬训一直是中国体育的传统，云南昆明和广西梧州是中国足协的南方训练基地。至今，每到12月份，各个年龄段的足球队都会到这两个基地进行训练。现在即便是校园足球的队伍，集训也是坐飞机。而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队这个级别的专业队也都是坐着绿皮火车长途跋涉。邵佳一清晰地记得，每次到广西梧州训练，都是先从北京到广州，坐三天两宿的火车，到了广州后，再坐一晚上的船，才能抵达基地。“都过去25年了，记忆犹新。”邵佳一说，“我们第一次到广州，教练请大家吃早饭，我们一人一碗干炒牛河，一碗皮蛋瘦肉粥，那种美味，是我们后来在哪里都没有吃出的味道。有点像那段单口相声里说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感觉。那个年代的物质还比较匮乏，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第一次走出北京来到南方，再加上年龄小在火车上坐了那么长时间，出了车站后，吃什么都香吧。”
当时运动队餐标也不高，平时吃不上好的，过年吃顿饺子，就是改善伙食了。在训练基地集体过除夕也没有什么节日气氛。不过，为了让运动员、教练员有点过节的感觉，训练基地会在这一天将食堂的桌子拼成长条形，摆上花生、瓜子和糖果。每支运动队都要出节目，大家一边吃一边看。运动员自编自演格外有激情，大家看着笑得前仰后合，这是许多运动员共同的记忆。那个时期，是职业体育、足球改革的前夜，各个运动队的日子都一样，训练艰苦而枯燥，生活单调但不乏乐趣。
二十年前不敢想的事实现了
俱乐部球员全都能飞回北京过年
职业联赛之后，邵佳一有几次是在塞浦路斯过的春节。与原来的昆明冬训相比，职业球队后勤保障更好了。“每到海外集训，过春节时，全队就一起到当地的中餐馆过除夕，第二天继续训练。”
1998年，杨晨加盟德国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受益于转会条款附加的委培协议，1999年邵佳一来到法兰克福俱乐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集训。“我刚到法兰克福俱乐部时，它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训练基地各项设施非常完善，给了我深深的震撼。当即我就决定，今后一定要到德国踢球。”2003年邵佳一登陆德甲，他的春节也变成了“北京时间”。“德国当地时间的下午我和太太、女儿一起守在电脑前，看国内的春晚，就算是过节了。在海外，工作与节日发生冲突，工作是第一位的。”
2012年，邵佳一结束德国留洋生涯后，回到了北京国安。彼时俱乐部投入更大，每年各队的冬训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甚至三个阶段。那几年，国安队第三阶段海外拉练开始前，全队都会飞回北京，放假三到五天让球员们回家过大年。这在二十年前是不敢想的，因为那时一张机票的价格就顶一名运动员冬训的全部费用。
回首从少年到成年的每一个春节假日，邵佳一说：“祖国飞速发展，中国足球、中国体育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深刻的感受。我们的训练条件好了，场地条件也好了。未来，我们要让青少年们感受到当年德国足球带给我的震撼和洗礼。中国会更强，中国足球、中国体育也会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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